长崎事件北洋舰队（1886长崎事件）

 早在甲午战争的八年前，北洋水师至关重要的密码本，早就遗失在了日本的花街柳巷中。

1886年，清政府从德国购买进了定远、威远等先进舰只。出于当时在日本和俄国夹击下显示武力的考量，清政府决定进行海上演练。8月1日，水师数艘军舰停靠日本长崎三菱造船所维修、补给。8月13日晚上，几名水兵到街上喝酒，酒多无聊，水兵们进入妓院，酒后失态，和当地人发生冲突，盛怒之下，水兵砸了妓院，并与闻讯赶来的当地警察发生的打斗。之后，水兵们不解气，又纠结一队水兵赶到派出所，砍伤一名警察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长崎事件”。

长崎事件

事后，李鸿章还为水兵辩解、开脱。

2000多名当地居民为清朝水兵的寻衅滋事上街抗议。日本人看到了清朝水师军舰的强大，日本民众群情激愤，纷纷捐款购买和建设自己的先进战舰，包括天皇也捐了款，日本人的战争情绪就这样被清朝点燃了。

这次事件中，清朝水兵不仅丢了人，还丢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《北洋水师通讯密码本》。狡猾的日本人为了验证这是个密码本，还故意送给清政府一份欲与清朝绝交的文件，后来果然在清使馆与政府的来往密电里得到了印证。

日军拥有了清朝水师密码本，便轻易掌握清朝政府和军队的动态，直接导致在后来的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谈判中，清政府毫无秘密可言。要命的是，清朝对此还一无所知。

同时，间谍在日常的情报搜集中看到，北洋水师官兵，经常在炮台晾晒衣服，在甲板上肆意嬉笑打闹，随意外出;官员演习作假、糊弄上级，损公肥私，中饱私囊，判定水师管理松懈，纪律松弛，战斗力不会很强。

管理松散

清朝社会整体疏于防范，使得日本间谍很容易搜集到各种情报。

1872年日本首个间谍池上四郎入华，此后几年大批日本间谍遍布清朝各省，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，从东北到四川盆地乃至云贵高原等，撰写了大量地理、气候、交通等方面的调查报告送回国内。比如关于甘肃、山西的《纪行日志》、有关四川、陕西的《陕川经历记》、有关东北的《满洲纪事》。这些报告放在一起，组成了中国山川地理的全景图。

不光是职业间谍，当时不少日本政府官员也借游历之名，刺探情报。代表日本出访俄国的榎木武杨在完成出访任务后，绕道新疆进入中国，游历沿海各省，写成《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》一书。日本内阁顾问评价该书对中国的“山川险要，人情土俗，无不详载”。这些地理情报所展现的地大物博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，更成为日后日军侵华的重要指南。

日本间谍往往在华多年，混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，对清政府治下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观察。他们报告中对时局的描述和问题的剖析，往往切中要害。日谍宗方小太郎指出，清国的最大弊端在于上情不能下达，下情不为上层所获悉，地方官吏阳奉阴违，对朝廷指示不落实或打折扣。宗方认为，早则10年，迟则30年，中国必将支离破碎。

另一日谍小川又次在报告中写到，清国自尊傲慢成风，自称中国，常以虚张声势为惯用外交策略，屡屡酿成同外国纠葛，又屡屡招致失败。

同时，清政府所倚重的福建水师、北洋水师等重要军事力量、沿海兵力部署以及洋务运动兴办的福州船政局、江南制造局、天津机器局等著名军工生产机构，都或多或少地为日本间谍所掌握。

为搜集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的情报，日本早在1872年就在福州设领事馆，最终他们设法偷绘了《福州炮台全图》，并将左宗棠军队的全军紧要图册也弄到手。杭州湾的乍浦以及吴淞、江阴、镇江等处炮台，日本人甚至深入到炮台内测量，精确掌握了内部构造及炮台胸壁厚度、射角大小及口径。

对于京畿重地，石川洁太花五年时间编成《华北兵要地理资料》，绘制了精密的京郊地图。安原金次、关文炳等日谍获取了北洋水师的信号书、威海军港内及沿岸炮台兵力部署，并向日军大本营提出“先取荣成湾为基地，再攻占威海卫”的建议。

另一批日本间谍调查了从山海关至大沽口的二百多里的海岸线，确定北戴河以南的洋河口为最佳登陆地点。甲午战争中日军大本营制定的直隶平原决战计划，第一候补登陆地点就是洋河口。

当时人称，日本间谍“或察政务之设施，或考江山之形胜，无不了如指掌，“尽知我军情，先发以制我，致倭人着着争先，而我则处处落后”。日谍活动如此猖獗，清政府就没有察觉吗?

严格说，不是没有察觉，但总体上全国上下对此问题是麻木的。在政府高层，李鸿章曾在不同场合发声，要警惕日本这个极具野心的邻邦。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密电中称，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日派奸细二三十，分赴各营各处侦探，并有改装剃发者，狡猾可恶。

在地方政府层面，1885年，日谍东敬名在潜入宁古塔驻军防地时，被清军捉住。上海的官员也曾捉住过几次日本间谍。

在技术层面，为防止日谍传递情报，清政府对电报实行了管制，此举迫使日谍在传递情报时被迫使用暗码。日本海军官员出羽重远到旅顺访问时，当地守军主将宋庆在出羽要求下，在练兵场集合全军，举行阅兵式，摆出全部家当，所有新式精锐武器展示无遗。

甲午战前，日军参谋次长带着最后准备的目的来华实地考察，清政府提供了大量方便，殷勤接待。李鸿章视之为座上宾，请他参观军工厂、军事设施和军队操练。东敬名被捉住后，地方官员不仅没上报高层，反而将其释放回国。上海本地对捉住的间谍的处理是“送该国领事，罚洋一元五角，释放了事”。

李鸿章

中日宣战后，清朝官员蔡廷标在轮船上遇到逃跑的日谍宗方小太郎，竟然承诺为其身份保密，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。

据战后被抓获的日本间谍供述，当时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汪大人、刘大人、还有李鸿章的签押戴某、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等，都向日本驻清使馆武官神尾光臣提供过情报。

甲午海战中，日本间谍使用各种手段，源源不断地将北洋海军的作战消息传回国内，使日军在第一时间提前做好准备，充分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。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对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，而对当时的北洋海军来说则如雪上加霜，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。而北洋海军兵未动，行先露，直接导致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屡屡陷入被动，直至战败。

1895年甲午战败后，清政府被迫求和。3月19日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相当于日本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中国赔款，把日本迅速滋养成强敌，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。抗日战争，今天的钓鱼岛之争，乃至台湾问题，都与其有关。马关之耻，春帆楼之恨，永远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。

马关条约

甲午海战惨痛的历史教训再次证明，防间保密不仅关系战争胜负，还国家和民族安危。在科技信息极为发达、便捷、大数据广泛运用的今天，防间保密工作面临的环境也变得极其尖锐、复杂。但，无论如何，窃密与反窃密，渗透与反渗透，始终是我们国家须臾不能放松的紧要工作。